兩會“科技之風”越刮越勁 　　解讀人工智能、科創中心、共享經濟、電商平臺四大科技熱點 　　每年“兩會”，除了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外，科技圈大佬的提案也總是會受到諸多關注，由于專業性程度高，這些提案往往切中產業發展的關鍵要害，對新一年度的具體工作發揮積極的影響。 　　“兩會”無疑是管窺一年中互聯網和科技領域風向變化的一個最佳風向標。 　　在今年的國家政府工作報告里，總理金句不斷，涌現了許多熱詞，比如“藍天保衛戰”“數字家庭”“數字經濟”等，那么，今年有哪些科技領域會處在“風口”之中？ 　　人工智能：既要高大上，也要接地氣 　　今年，“人工智能”這個詞匯首次出現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里。雖然僅出現了一次“身影”，不像提了又提的大數據、互聯網+等詞匯頻率高，但是卻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人工智能開始由國家背書了。 　　業界大佬自然也少不了關于人工智能方面的提案，比如百度CEO李彥宏，作為政協委員的他提出的三個提案，全部關于人工智能，遵循了“AI是百度核心的核心”的原則，他的三個提案分別是用人工智能技術來解決兒童走失的問題、用人工智能技術調交通信號燈、人工智能和各個行業的結合。 　　如果說李彥宏的提案是落地的，那么小米CEO雷軍關于人工智能的提案，關注的是宏觀層面的AI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他建議“加快實施人工智能國家戰略”。 　　目前人工智能已經在家居、餐飲、醫療、無人駕駛等方面有了初步應用，比如去年長時間占據頭條的Alpha Go圍棋人機大戰，但AI的快速發展也讓人類憂心忡忡。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律師游閔健對此深有同感，他告訴《IT時報》記者，即使是非標行業的律師業，也受到了AI的沖擊，“摩根開發了一個AI產品，可以審案子材料，對于律師來說，通常審一份案子需要三五個人、兩三天才能完成，而這個AI產品在幾分鐘內就能完成，而且準確度非常高。” 　　現在做人工智能的大多數是互聯網巨頭，很多中小企業沒有真正參與，雷軍認為，深入學習的算法都是基于GPO服務器，一臺機器30萬人民幣，一個集群幾十臺，至少要買一千萬的設備，“而且現在全球人工智能都火了，聽說買服務器還得排隊。把人工智能列為國家戰略，做一個人工智能云，讓更多創業公司參與人工智能浪潮。” 　　在游閔健看來，人工智能進入行業爆發期，這是不可阻擋的趨勢，也會對傳統行業帶來沖擊，但人工智能的終極目的是應用到生活和工作中，推動社會進步，“我覺得人工智能除了取代一部分標準行業，提高生產率之外，還應該解決一些靠人類的力量解決不了的問題，比如兒童走失等。關鍵在于人工智能的應用場景是否接地氣。” 　　科創中心：不要僅僅做“房東” 　　“世界上有好幾個灣區，中國有無可能打造自己的灣區？打造中國硅谷的搖籃。”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騰訊CEO馬化騰建議，發揮協同創新優勢，打造粵港澳世界級科技灣區。 　　無獨有偶，上海代表團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市長應勇提出，上海要重點推進落實好自貿試驗區和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兩大國家戰略。 　　無論是科技灣區還是科創中心，都是孵化科技人才、科技企業的搖籃。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雙創”是近年來全國各地的熱點話題。然而，創業大街的咖啡涼了嗎？孵化器倒閉潮是否到來？創業是否出現泡沫？一段時間以來，針對雙創的質疑聲也不斷出現。 　　上海市政協常委屠海鳴曾告訴《IT時報》記者，上海在科創中心建設中應大膽試、大膽闖，允許試錯。如今，上海已經形成了大大小小幾百個孵化器，在游閔健看來，上海的科創中心建設亮點不少，但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創業企業成果的快速流通，“現在企業成果的流通速度相對滯后，專利的融資比較慢，交易量也不大。成果孵化慢，會影響科技效率。而且科技成果的一個特性就是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時沒有流通，產生收益，很有可能孵化的成果會被淘汰，從而限制了企業發展。” 　　游閔健坦言，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有的孵化器沒有發揮出其作用，“上海的孵化器會得到來自政府的扶持和資助，而對一些孵化器來說，這就成了一種盈利模式，孵化器只給創業企業提供辦公場所，服務、資源等都沒有，實際上就是出租房子。孵化器一邊收著房租，一邊拿著政府的資助。” 　　在上海創業的小牟去年和兩位合伙人一起創辦了一個移動互聯網項目，一開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上海尋找一個合適的孵化器，他的朋友給他推薦了十幾個孵化器，讓小牟覺得找一個孵化器不是難事。可是，在和幾個孵化器對接后，他發現，大多數只提供工位出租，有資源的，會有一套嚴格的申請核質機制，而且價格也相對更高。無奈，小牟他們最終選擇“窩”在咖啡館創業。 　　游閔健表示，那么多的創業企業需要足夠數量的孵化器，但孵化器也要發揮鯰魚效應，和知識產權服務機構、金融機構對接，加速企業成果流通。 　　上海市政協常委、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殷嘯虎告訴《IT時報》記者，科創中心、金融中心要共生、共融和共同發展，但目前在聯動機制、法制方面，還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上海尚無正式出臺實施關于協調、協同兩個中心建設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方案。長遠來看，這在一定程度會給上海的科技創新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帶來不利影響。 　　共享經濟：給新生事物機會，也要約束 　　在兩會召開期間，有一件不經意的小事上了頭條，河南九三學社界別的政協委員張亞忠用打車軟件，打了一輛專車前來報到，但一不留神將手機遺忘在了車上。駐地工作人員建議他打電話給自己的手機試試，沒想到竟然接通了。司機師傅發現車上的手機后，趕忙從幾公里外將手機送到駐地。不到一刻鐘，手機失而復得。這讓張亞忠覺得，共享經濟，也是放心經濟。 　　在去年全國兩會上，“共享經濟”就首次以議案形式進入公眾視野。經過一年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分享經濟登上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交通部部長李小鵬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會的“部長通道”接受采訪時，對“拼完融資共享單車還能走多遠”表示了樂觀的態度。 　　共享單車可以算是共享經濟的一個典型代表，但最近一段時間，對于共享單車的發展模式、社會問題等，產生的質疑非常多。一邊是“低碳出行”“便民”的贊美之辭；一邊是“亂停亂放”“缺乏管理”的質疑之聲。在游閔健看來，共享經濟對城市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但因為城市管理滯后了，才帶來了現在的諸多問題，“比如很多市民反映共享單車亂停亂放，實際上，沒有一個部門完全掌握上海市的停車情況，也沒有協調機制。現在大多數共享單車平臺都是創業企業，他們在資本的驅逐下，追求市場、投放量、規模，這無可厚非，但城市管理應該對這些平臺的準入有一個門檻，對上海的容納量要有所評估，否則未來還會更亂。”在游閔健看來，共享經濟作為一個新生事物，需要管理部門的適應、融合和規范。 　　實際上，李小鵬在對共享單車的未來表示樂觀的同時，也呼吁了監管，他說各地政府要因城施策，加強管理。 　　殷嘯虎則認為，單車是共享經濟，專車是分享經濟，性質不一樣的，所以才導致了管理上的混亂。“以共享單車為例，共享單車的提供者和租車人之間應當建立規范的租賃關系，共享單車的提供者不能只想著占有市場，而忽視自身應有的法律責任。共享單車名義上是‘共享’，但實質上依然是一種企業的市場行為。這種行為必須是在法律的規制之下，依照法律來行使。” 　　電商平臺：C2C商家也要公平納稅 　　兩會似乎是大佬們唱戲的舞臺，總會互相調侃，今年也不例外，其中實體經濟和電商經濟的“對臺戲”最為精彩。一邊說電商平臺損傷實體經濟，另一邊說不背這黑鍋，眾說紛紜中更多的是一種商業模式的思考爭論，兩者也一直處于互相競爭的態勢。 　　針對這一情況，被稱為“議案王”的全國人大代表、步步高董事長王填今年重點關注營造電商、實體零售公平競爭環境，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提交和“電商”有關的議案了。 　　王填告訴《IT時報》記者，線上線下呈現兩端發展的差異，其中固然有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也與政策的傾斜、監管的缺失、違法的縱容等不正當競爭有關，“我所說的希望電商公平納稅的那一部分，主要是一些大平臺電商里C2C模式的商家，他們基本處于稅收失控的狀態。現在有很多C2C電商零稅率的狀況，使得他們的成本大為降低，這是他們發展較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看來，很多個人網店沒有實體店，也沒有在實地進行工商登記注冊，所以對于稅收征管部門來說，這些網店是看得見摸不著的，也就無法進行相關的稅務征收。 　　C2C電商經營者眾多，從公開數據看，在600萬到1000萬家左右，經營額2015年占比約為48.1%，按2015年網絡購物3.8萬億計算，約為1.8萬億。王填告訴《IT時報》記者這一部分的稅收流失非常嚴重。甚至有很多企業，在化整為零扮游擊隊，變成C2C，從而達到逃稅的目的。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推動實體店銷售和網購融合發展。表明中國零售業已經進入新零售階段，未來，線上線下的融合將成為趨勢。因此，電商公平納稅（尤其是C2C電商）已經到了必須實際解決的階段。 　　王填認為，從行業內外比較公認的啟動電商征管時機判定標準來看，即網絡零售規模、從業人數、小企業標準等“三不原則”，目前達到了考慮電商遵從的時間點了，過去以偷逃稅等稅收不遵從行為支撐某些電商企業、電商模式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與新經濟、新方法不再匹配。 　　如何做到稅收公平？王填提出了三點建議：第一，選擇大型電商平臺和全國性連鎖企業，由連鎖企業總部及電商平臺統一向注冊地所在地省級稅務機關繳納（或代征代繳）增值稅等其它相關稅收；第二，在一定經營規模以上的個體網店，提供可選擇的納稅方式；第三，進一步研究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稅收政策和管理措施，研究和試點實施減少中間環節納稅，改善干擾正常商業模式的稅收政策和管理措施，適應電子商務時代的流通企業特點。